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出现非武侠非官斗的古代文人电影了。
一部绝望与希望交织的电影。
一个人不在于有什么才能 而是用才能做些什么。never stop fighting。
观影时，你的心态其实也是受影响的。有在B站看到那些“年轻人”日常玩印度“正是在下”的梗；大风歌地的惨剧却只希望快点过去，不应该为盛世之阴影。
不是華影，勝似華影。上一次有這種感受，還是韓影——《醉畫仙》
《思悼》，《南汉山城》,《兹山鱼谱》
目前看过的最有内涵的韩国古装片，没有宫廷内斗，没有华丽服饰以及珍馐佳肴，但黑白画幅充满质感，文艺气息扑面而来。影片呈现的朴实海岛生活，以及贯穿整篇的古代文学经典，使得观感既赏心悦目又无无违和感，将古代文学展现地栩栩如生而无晦涩之感。对比之，中国近几年拍摄的类似题材影片，历史片追求服饰华美以及场面恢弘，所谓的文艺片在无病呻吟，影片市场过度商业化，苏轼、杜甫、李清照、李时珍等等，中国类似的取材数不胜数，而中国影人少有涉猎，值得反思。
我来说句大实话吧，这部电影的气质跟黑白色调一点都不搭
「我们在海里过得称心如意。」
都是黑白，但是比起影真的高级的多。想起我们国家那些被贬的文人，拍一个他们的故事有那么难吗。
电影情节的流畅度让我感觉理所当然，律师的伟光正让他疾步如风，警察坏得肆无忌惮、蠢得直截了当，但在看到底层人民遭受到如此暴力与不公后，在逐渐积蓄的愤怒和不停泛滥的同情以及嫉恶如仇的正义感等强情绪的推动下，我的心告诉我这是一部很精彩的电影。
黑白色质感的电影，像极了中国的水墨丹青。师傅已经宦海沉浮参透人生，徒弟想学有所成施展抱负，虽似矛盾冲突却是一体两面，没有入世何谈出世。只识字不成诗，诗是精神世界的外延。白鹤虽好，兹山污泥亦善也；庙堂虽高，无名之人亦正也。影片涉及的哲思话语比较多，从安身立命、阶层跃迁、经世治国、贵贱平权、男女平等、民贵君轻、中西碰撞、人生觉醒，原以为会有很深奥的思辨和对白，但却举重若轻点滴融入到流放生活和浅白话语中。大道至简，悟在天成。PS：我国多少文人墨客流放的故事，可惜少了这样的好电影。
杰伊·比姆 Jai Bhim (2021)
四星五，开头稍微冗长，流放之后就很好看。文化思考的宏大命题，找了这样一个浅显易懂的角度，很好。结尾也干净，加分。
【3.0】和大多数取材自真实事件的印度商业片一样过度依赖情绪煽动力，冲突几乎都是由戏剧化的镜头直给，法庭戏也全是对白推进。整体上看，剧本和拍摄都谈不上优质。钱德鲁是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的人权律师，他和他的官司值得更得章法的传记片呈现，及格分是给这个人物的。
《捕蛇者说》。
影片中对王朝制度的批判、对出世入世的哲学刻画、对历经生事沉浮后人性光辉困兽犹斗的体现都引人沉思，令人感慨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知道大人有多想你吗？”也许人只有在意识到错误之后，才会幡然醒悟吧，但往往在这个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了。人会选择淳朴的善良，还是会选择丑恶的仕途呢？“如果他过得好就好了”，这一句话就笃定了昌大的结局，他过得不好。师生因为自身的选择而分道扬镳，但我相信在他们互相学习的那段时间，一定都是彼此人生中很珍贵的一段。没想到这部“黑白”的韩国电影，竟然让我安安心心地看完了，对了，影片最后，变成了彩色，未来一切都会变好吧，老师一定给昌大上了很宝贵的一课吧，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并且是对的路，一定要选对啊！
可能是我太崇尚务实，你如果对现实看不过眼，就去改变未来，哪怕蚊蝇之力也好，但你啥也不做的不认同和愤青我就比较没兴趣交流。
“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不在于他有多少才能，而在于他用自己的才能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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